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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历史查询结果今天更新，这些珍贵档案值得一看

澳门历史查询结果今天更新，这些珍贵档案值得一看

admin 2026-10-24 05:40:08 澳门 9561 次浏览 0个评论

澳门历史档案更新，尘封百年的城市记忆浮出水面

澳门历史档案馆新一轮文献整理成果在今天正式对外公布，这批档案涵盖184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的市政公文、民间契约、教会记录及商业信函，总量超过三千件。对于长期关注澳门近代史的研究者来说，这次更新的分量相当重——不少文件是首次从私人捐赠的箱底中翻出，此前从未进入公众视野。

我翻看了档案馆公布的目录摘要，发现几个值得细看的门类。一是19世纪中后期澳葡当局与华人社团之间的往来文书，里面涉及土地买卖、街市管理等日常事务，能看出当时华洋共处的微妙生态；二是抗战前后澳门作为中立口岸的出入境记录，这批材料对理解澳门在二战期间的特殊角色很有帮助；三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澳门渔业和爆竹业的行业档案，包括工资单、出货单据和工伤登记，属于典型的“底层史料”，但恰恰是这些琐碎纸片，拼出了普通澳门人的生活图景。

土地契约里的华洋博弈

这次公布的档案中，有一组关于沙梨头一带土地权属的文件特别引人注意。沙梨头是澳门半岛西北部的老区，19世纪时还是滩涂与菜地交错的边缘地带。档案显示，从1860年代开始，澳葡政府逐步将这一区域纳入市政管理，但过程中与当地华人地主和宗族势力产生了不少摩擦。

其中一份1867年的葡文公文中，时任澳门总督阿穆恩（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批示要求清查沙梨头“未经许可占用官地”的民居。但紧接着的几份中文禀帖显示，当地华人居民联名向议事公局递交申诉，声称这些土地是“祖上遗业，历年完税，并非官地”。有趣的是，档案里还夹着一份当年华人通事的翻译手稿，葡文原件上写的是“ocupação ilegal”（非法占用），但通事在中文译本里改成了“未及报明之地”，语气缓和了不少。这种翻译上的“微调”，恰恰反映了当时华洋沟通中常见的策略性妥协。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批档案里还有几份澳门商会（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Macau）的会议记录，显示部分葡商其实反对总督的强硬手段，理由是“若激起华人反弹，贸易必受影响”。这说明在殖民管治的表层之下，经济利益始终是各方角力的核心变量。

抗战时期的澳门：中立口岸的灰色地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澳门因葡萄牙的中立地位而成为华南地区唯一的“非战区”港口。这次公布的档案中，有一批1938年至1941年的出入境登记册，记录了经澳门中转的难民、商人和情报人员的流动情况。登记册用葡文和中文双语填写，内容包括姓名、年龄、职业、出发地和目的地。

我注意到其中几页反复出现同一个名字——“陈德培”，职业栏填的是“行商”，但备注栏里有时写“往香港”，有时写“往广州湾”（今湛江）。更有意思的是，在1940年3月的一页上，他的“行李件数”栏被葡警用红笔圈出，旁边批注“查验”。档案没有说明查验结果，但结合当时澳门作为情报中转站的历史背景，这个细节足以让人浮想联翩。

另一组档案是澳门镜湖医院1939年至1942年的收治记录。镜湖医院是当时澳门主要的华人医疗组织，抗战期间接收了大量来自内地的伤兵和难民。收治记录显示，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至澳门的伤员骤增，医院床位一度紧张到“走廊加铺”。这些记录不仅给予了具体的数字，还附有部分伤员的籍贯和部队番号，对研究抗战时期华南地区的军事医疗史有直接帮助。

渔业与爆竹业：底层生活的纸面痕迹

如果说前面那些档案还带着“大历史”的滤镜，那么这次公布的渔业和爆竹业档案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澳门在20世纪中叶曾是华南重要的渔业基地和爆竹生产中心，但相关行业史料向来零散。这次档案馆从一位已故渔业公会文书的家属手中征集到一批1950年代的工资单和出货簿，填补了不少空白。

工资单显示，1954年澳门一艘中型渔船上的普通船员月薪约为30至40澳门元，而船长月薪可达120元。工资单上还有一项“扣伙食费”，每人每月扣6元。出货簿则记录了每日渔获的种类和数量，其中“黄花鱼”和“马鲛鱼”出现频率最高，但到了1957年前后，“黄花鱼”的记录明显减少——这与当时珠江口过度捕捞导致渔获结构变化的生态史研究正好对得上。

爆竹业档案主要是1950年代澳门几家爆竹厂的工伤登记。爆竹生产是高风险行业，档案中记录的工伤事故包括火药爆炸、烧伤和手指切断等。有一份1956年的登记表上，一位名叫“何妹”的女工在“事故经过”栏里只写了一行字：“入药时爆炸，伤右手三指。”没有更多描述，但那个年代的劳工权益状况已经不言自明。

教会档案：另一条叙事线索

这次更新中还有一批天主教澳门教区的档案，主要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各堂区的洗礼、婚配和死亡登记。这类记录对家谱研究者和人口史学者来说价值极高。比如，从1880年代至1930年代风顺堂区的婚配记录中，可以统计出华人教徒与非教徒通婚的比例变化，进而观察天主教在澳门华人社群中的渗透程度。

另外，档案里还有几份教会与澳葡政府在教育事务上的往来信函，涉及葡文学校与华人学校的补助问题。其中一份1923年的信函中，教区主教向总督提出“华人子弟入学人数日增，校舍不敷”，请求拨地扩建。总督的批复是“着工务局查勘后酌办”——典型的官场套话，但后面附的工务局查勘报告却相当详细，连拟建校舍的朝向和通风都画了草图。这种“套话+实干”的组合，倒是很能反映殖民官僚体系的运作方式。

这批档案怎么用？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批档案可能显得零碎、枯燥，甚至有些葡文文件没有翻译根本看不懂。但恰恰是这种“零碎感”，构成了澳门历史最真实的肌理。澳门不是只有大三巴和赌场，它的历史藏在土地契约的批注里、工资单的数字里、医院登记册的名字里。

现在这批档案已经在澳门历史档案馆的阅览室开放查阅，部分中文文件还做了数字化扫描，可以在档案馆网站上检索。不过要注意的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如部分医疗记录和婚配登记）有查阅限制，需要提前申请。档案馆方面也表示，下一阶段的整理重点将放在20世纪中叶的工商业档案上，预计明年还会有新一批材料公布。

如果你对澳门史有兴趣，不妨从这次公布的目录里挑一个具体门类入手——比如只看渔业工资单，或者只看抗战时期的出入境记录——从小切口进去，反而能看到更完整的历史画面。毕竟，历史从来不是由宏大叙事单独构成的，那些被时间压扁的纸片，才是离普通人最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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