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江左挴郎，是在澳门岗顶前地的一家葡国餐厅里。那天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布衫，袖口沾着几点墨渍，正对着一碟马介休鱼若有所思。侍者端来一杯冻柠茶，他忽然抬头问我："你说这柠檬片，像不像江南雨天里浮在水洼上的梧桐叶？"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个从无锡来澳门住了十七年的男人，总能在最不经意的时刻，把濠江的烟火气拧出江南的汁水来。

一、从运河到海湾：一个江南人的迁徙图谱

挴郎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挴"字生僻，读作"měi"，本意是贪求，他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说这是提醒自己别贪多，一支笔一张纸足矣。至于"江左"，那是他骨子里的地理坐标——长江以东，运河以西，太湖以北，那片水网密布、稻米飘香的冲积平原。

2007年春天，挴郎第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彼时他刚从南京一所高校的教职上退下来，朋友们都以为他会留在江南，在某个古镇租个院子写写字、喝喝茶，安度余生。可他偏偏选了澳门。"那时候澳门还没现在这么热闹，"他回忆道，"氹仔的老城区还有好多空置的骑楼，下环街的鱼市凌晨三点就开档，腥咸的海风混着香烛味，跟江南的梅雨完全是两回事。"

他最初住在沙梨头海边街的一栋唐楼里，月租便宜得惊人。楼下是家开了几十年的云吞面店，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顺德人，每天凌晨四点开始熬汤，大地鱼干的鲜味顺着楼梯缝往上钻，钻进挴郎的梦里。他说那种鲜味让他想起小时候在无锡乡下，祖母用河蚌肉吊汤的情景。"江南的鲜是水里的，澳门的鲜也是水里的，可一个是淡水，一个是咸水，就像一个人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明明都是水，味道却截然不同。"

这种"截然不同"的体验，成了挴郎写作的起点。他开始在澳门日报的副刊上写专栏，一篇一篇地记录这种水土不服又水土相服的过程。写澳门街市的鱼贩怎么用粤语吆喝"靓鱼"，写路环的荔枝碗村那些废弃的造船厂，写他在三盏灯一带吃到的缅甸椰汁鸡面——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归侨带来的味道，酸甜里带着一丝南洋的湿热。有读者写信给他，说读他的文章像"在杏仁饼里吃出了桂花糖芋艿的馅儿"。

二、文字里的双城记：当江南才子遇见濠江浪人

挴郎的书房里挂着一幅他自己画的画：左边是太湖的帆影，右边是澳门半岛的天际线，中间用一道潦草的墨痕隔开，像一条江，又像一片海。他说这是他每天的功课，早晨起来先磨墨，画几笔江南的山水，再画几笔澳门的街景，让两种风景在纸上打架。

"打架"这个词用得很妙。挴郎的文字里确实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一边是江南文人那种讲究留白、含蓄、意在言外的传统，一边是澳门这座城特有的混杂、直接、不问出处的野性。他写澳门的老茶楼，会不自觉地用上"皮包水"这样的江南话；写江南的评弹，又会突然插入一段澳门土生葡人唱的法多。有评论家说他的散文是"用吴语唱粤曲"，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比喻太文雅了，他自己的说法是"用腌笃鲜的汤底煮马介休"。

这种混杂感在《濠江杂记》里达到了某种极致。那本书里有一篇《在澳门找一座桥》，写他花了三年时间，走遍了澳门所有的跨海大桥和街巷小桥，最后发现最让他心动的，竟然是氹仔旧城区一座无名石桥，桥下没有水，只有一条干涸的排洪渠。"我站在那座桥上，忽然觉得它像极了无锡老家村口的那座太平桥，桥下的水早就干了，可桥还在，人还在走。"他写道，"原来所谓故乡，不一定是有水的地方，而是有桥的地方。桥让你记得，你曾经从那里走过。"

这种对"桥"的执念，或许正是挴郎文化行旅的核心隐喻。江南和澳门，一个在长江下游，一个在珠江口西侧，地理上相隔千里，文化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可在他笔下，两者之间始终有一座看不见的桥。这座桥有时候是食物，有时候是方言，有时候只是一场雨——江南的雨是斜的，澳门的雨是横的，可落在皮肤上，都是凉的。

三、从书斋到街巷：一个文化行旅者的日常实践

挴郎在澳门的生活极有规律，规律到近乎刻板。每天清晨六点起床，先临一页《兰亭序》，然后出门散步。他的散步路线十几年没变过：从沙梨头出发，经十六浦，过新马路，穿营地大街，最后在岗顶前地的那家葡国餐厅吃早餐。一路上他会跟卖花的老太太打招呼，会停下来看一会儿下棋的阿伯，会在某个转角处掏出小本子记点什么。

"澳门这个地方很怪，"他说，"你越熟悉它，它就越陌生。你以为你已经看透了这条街，可某一天突然发现，街角那栋楼原来是个当铺，门口挂的'押'字招牌，跟江南当铺的写法一模一样。"这种发现让他兴奋，也让他焦虑。兴奋的是，他总能在澳门找到江南的影子；焦虑的是，这些影子终究只是影子，不是实体。

2015年，挴郎做了一件让朋友们大跌眼镜的事：他在疯堂斜巷租了一间小小的铺面，开了一家叫"江左茶书房"的店。说是茶书房，其实更像一个文化杂货铺，卖茶、卖书、卖他自己写的字，也卖他从江南带来的各种小玩意儿——宜兴的紫砂壶、苏州的檀香扇、无锡的泥人。店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对联："左通江右通海，上喝茶下喝酒"，横批是"不东不西"。

这家店很快成了澳门文化圈的一个小据点。有本地的诗人来喝茶，有葡萄牙来的画家来写字，有从内地来的游客来问路。挴郎从不主动推销什么，只是坐在柜台后面写字，有人问就聊几句，没人问就继续写。他说这家店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理由，每天跟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有一次，一个从上海来的老太太走进店里，看见墙上的紫砂壶，忽然哭了起来。挴郎问她怎么了，她说这把壶的泥料跟她丈夫生前用的一模一样。她丈夫是无锡人，四十年前来澳门做生意，后来生意失败，再也没回过江南。"他总说等赚了钱就回去，"老太太擦着眼泪说，"可不断到死，都没回去。"挴郎听完，把那把壶从墙上取下来，送给了她。他说："壶应该跟人走，不应该挂在墙上。"

这件事之后，挴郎对"文化行旅"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以前他觉得文化行旅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带着自己的文化去跟别人的文化研讨。现在他觉得，文化行旅更是一种归还，把那些漂泊在外的文化碎片，一片一片地还给需要它们的人。

四、濠江边的江南梦：一种跨地域的文化书写

挴郎的书架上有一排笔记本，封面上分别写着"澳门街市志""路环渔村考""氹仔建筑录"之类的字样。这些都是他十几年来的田野调查记录，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还贴着各种票据、照片、手绘地图。他说这些都是他的"素材库"，写文章的时候随手翻翻，总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但这种田野调查，跟人类学家的那种不一样。挴郎从来不带录音笔，也不做问卷，他就是去看、去听、去吃、去跟人聊天。他说真正的地方知识不在数据里，在人的眼睛里、嘴巴里、手指尖上。比如他写澳门的鱼贩，不会写他们一天卖多少斤鱼，而是写他们怎么用大拇指按鱼鳃，怎么用粤语把"这条鱼不新鲜"说得像一句情话。

这种写法让他的文章既有江南文人的细腻，又有澳门街头的生猛。有读者说他的文字像"用毛笔写菜单"，既有书法的韵味，又有菜市场的烟火气。挴郎听了很得意，说这是他追求了大半辈子的境界。"我年轻的时候总想写得雅，觉得雅才是文学。后来到了澳门，天天在街市里转，才发现俗到极致就是雅。你看那些鱼贩，他们不懂什么文学理论，可他们说的话，比很多作家写的都生动。"

这种对"俗"的推崇，让挴郎的文化行旅有了某种反精英主义的色彩。他从来不以"江南才子"自居，反而常常自嘲是"江南来的乡下人"。在澳门，他学会了喝凉茶、吃猪扒包、说几句蹩脚的粤语；回到江南，他又会跟老朋友们炫耀澳门的葡挞和非洲鸡。"我这个人啊，就是个二道贩子，"他说，"把江南的东西贩到澳门，把澳门的东西贩到江南，贩来贩去，最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了。"

这种"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的状态，或许正是挴郎最珍视的东西。在他看来，文化行旅的终点不是找到一个归宿，而是学会在漂泊中安顿自己。就像他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江南是我的来处，澳门是我的去处，可来处和去处之间，还有一条长长的路。这条路不是用来走的，是用来写的。写下来，路就变成了桥。"

如今挴郎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可精神依然很好。他每天还是六点起床，还是走那条走了十几年的散步路线，还是坐在江左茶书房里写字。不同的是，他的书架上多了一本新书，封面是江南的水乡和澳门的老街叠在一起，书名就叫《从江南到濠江：一个文化行旅者的笔记》。有记者问他，这本书是不是他的封笔之作，他摇摇头说："封什么笔啊，只要还能走，还能看，还能写，就继续写呗。江南和澳门之间，还有好多桥没走完呢。"

那天从江左茶书房出来，天色已晚。我沿着疯堂斜巷往下走，经过一家亮着灯的鱼蛋铺，经过一座小小的土地庙，经过几个坐在路边聊天的菲律宾佣工。忽然想起挴郎说过的一句话："澳门这个地方，你待得越久，越觉得它像江南。不是因为它真的像，是因为你开始用江南的眼睛看它了。"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化行旅最迷人的地方，它让你带着一个地方的眼睛，去看另一个地方，最后发现，两个地方都变了，变成了你心里那个永远回不去、也永远到不了的故乡。